“代經濟”需代而有法

代購、代駕、代練……只要愿意，現在幾乎所有的事都能找到人代辦。有代的需求，就有滿足這種需求的供給，代辦市場逐漸形成，也催生出所謂“代經濟”。以海外代購為例，2009年中國海外代購市場交易規模為50億元，到2018年，市場規模已超過2600億元。

事實上，“代經濟”并非現在才有。古時候代人寫信、代打官司等，即屬于“代經濟”范疇。當然，古時零星的代服務活動不成規模，無法與現在的“代經濟”同日而語。特別是伴隨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在網絡巨大的溢出和示范效應下，如今代服務不僅涉及領域極廣，而且代服務突破時空限制，供需匹配率大大提高，真正具有了規模效應。

“代經濟”火起來，從根本上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有學者認為，從“代經濟”的表現形式看，它應該屬于共享經濟的一種。共享經濟的核心是將閑置的資源充分利用起來，“代經濟”所共享的并非實體物品，而是閑置的勞動力和時間，將“有閑”變現。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羅來軍，從社會分工角度分析“代經濟”出現有其必然性。在他看來，社會分工細化是生產專業化、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途徑。從一定意義上說，“代經濟”是社會分工持續深化和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

眼光再宏觀一點、長遠一點，還可以賦予“代經濟”更高的社會價值。有人說“代經濟”是一種“懶人經濟”，其實這種觀點有失偏頗。事實上，如果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就是一個通過尋找各種技術手段解放體力，即逐漸“變懶”的過程，那么“代經濟”的社會價值就凸顯出來了。正如羅來軍所言，“代經濟”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消費者多元化、個性化以及創新性的需求，對刺激市場和消費升級起到助推作用”，所以，對其不能簡單地貼上“懶人經濟”的標簽。進一步講，“代經濟”的發展壯大還有助于加快國內富余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穩定和提升就業率。其范圍擴大和發展水平提升，也會對互聯網基礎設施提出新的要求，進而促進中國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既然是一種必然存在的經濟現象，在認可“代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應當預見到并理性對待其快速成長初期必然伴生的一些問題。隨著“代經濟”覆蓋面逐漸擴大，一些灰黑代活動也在暗中滋長。比如代寫論文，這一灰色服務形式存在已久，但它在教育領域屬于違規行為。還有一些新興的代服務，涉及地下黑產，則涉嫌違法犯罪，如前不久廣東警方打掉一個“代叫單”團伙，該團伙就是利用“代叫單”形式詐騙網約車平臺和司機。

從“代經濟”涉及到的代服務形式看，它們本質上都屬于委托代理行為。而實施委托代理活動必須強調合法性這個前提。目前，“代經濟”活動主要存在兩類法律風險。一是隱私泄露風險。依托于網絡技術，“代經濟”實現了供需匹配效率提升，但網絡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隱蔽性等特征，也讓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增加。二是違法違規風險。代考試、代打架等灰黑代服務并不產生代理的法律效力，相反，一旦委托事項違背公序良俗或法律規定，代服務供需雙方都有可能被追究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責任。

顯然，“代經濟”作為一種市場存在，同樣不能違背道德倫理、商業法則，更不能觸及法律紅線。基于上述兩種風險，一方面要求服務提供平臺應通過技術、監管等手段，對代服務委托事項進行嚴格的審核和監督，加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消費者也應增強信息安全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發現個人信息被泄露時，應通過有效手段及渠道及時主動維權；一方面要求政府需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各級監管部門要對“代經濟”時刻保持警覺，不能任由其過度個性化發展，針對“代經濟”中不同服務類型，進行分類監管，對于一些違反法律法規的代服務加以規范和制約。

任何經濟活動都應圈定在法律法規的范圍內，“代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經濟形式，也應如此。“代經濟”，只有代而有法，代而有度，才能達成其價值，實現長久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