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打假就是抑制造假

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檢察日報社主辦的《方圓》雜志日前推出一篇題為《職業打假的是非之爭》的文章，引起廣泛關注。該文從1993年懲罰性賠償寫入《消法》，激活職業打假現象，到現在26年間出現過的3場關于職業打假合法性的爭論說起，以典型案例為據，多角度、多層次對職業打假相關法律問題進行闡釋，讓人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和判斷。

文章引用青島中院2018年和2019年審理的兩起案件判決書中的幾段話，非常具有啟發意義：“法律規定成功的打假者有權主張懲罰性賠償，表明法律支持打假”“如果不準知情（知假）的消費者打假，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不知情的消費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費者又不準打假，則制假售假行為可能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即使（職業打假人）以營利為目的，但是其行為同時具有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凈化市場的作用，法律規定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就是對這類行為的褒獎。欲要杜絕打假人營利，被打假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銷售不安全食品”。

青島中院態度鮮明的判決書，被一些法律界人士稱為“驚天動地的打假檄文”。事實上，不僅是青島中院這樣的“檄文”，全國各地法院曾有過的支持職業打假人的判例，對于所有消費者而言，都具有示范作用。它們讓消費者明白，懲罰性賠償這一法律規定是具有自身威嚴的，而以該規定為武器進行維權，則是消費者權益尊嚴的現實呈示。

對于喚起廣大消費者的打假維權積極性，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原院長宿遲曾表述為要搞“打假人民戰爭”。他說：“打假不僅要有‘官軍’，也要有‘民兵’，只有官民聯合，共同打擊，才能建立公平、誠信、法治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觀點得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原審委會委員王范武的認可。在他看來，《消法》實施20多年，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未做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人民戰爭”的態勢。

讓人人都積極參與打假，需要有驅動機制，這其中最有效的動力之源，就是獲利。法院對以獲利為目的的打假行為的支持，無疑具有很好的示范性。前文引用青島中院的判決書已經闡明，法律明確了懲罰性賠償的法條，就意味著法律同時賦予了任何一位消費者依法索賠的權利。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消費者見利而動，因“賞”重而動“勇”，這種維權行為事實上也從另一個方向上給法律威嚴提供了一種強力支撐。

至于有人擔心法律的“賞”或可誘導部分消費者形成“維權即索賠，打假為創收”的利益沖動，使消費者（尤其是那些職業打假人）權益因帶上“銅臭味”而發生價值偏離，這實際上既沒道理也沒必要。并沒有法律條款規定消費者維權必須是非利益的、純潔的，認為個人權益未受損害并以“創收”為目的的維權即使不違法也屬不正當的觀點，這只是一種“道德想象”。而且，懲罰性賠償條款不是用來欣賞的，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用來嚇人的，而是要在行動中對不法生產經營者形成實際的威懾。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懲罰性賠償的法律規定再好，不會自發起作用，必須要有人在現實中激活它們才行。要靠誰來激活呢？要靠有責任感的公民，要靠那些利益受損者，以及那些在利益驅動下維權的人。當然，在執法及司法過程中，一定要劃清“打假”和“假打”的邊界，對于通過知假買假敲詐勒索，甚至和不法分子共同欺詐消費者的“假打”，要依法堅決打擊。而怎樣劃清界限，則是對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法律智慧的考驗。